非常感谢赛迪集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和学习，根据会议安排，让我给大家就“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做一个汇报，预计可能会占各位业界领袖、各位专家以及各个行业领导20分钟的时间。

国信办政策规划组组长 秦海司长
    首先，我们要知道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根由来自于哪里？显然在于技术本身和技术与经济的关联性，因为技术不仅体现在资本和设备上，而且体现在人的技能上，或者说人力资本上，这些因素往往让人们视而不见，但是，当一种凝结技术的产品和资本设备漫布于我们生活周围的时候，我们就得衡量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所以，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当人们看到计算机已经到处都是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衡量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经过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的验证，他发现计算机到处都是，可是对劳动生产力却没有影响，这就是研究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著名的悖论，人们称之为“索洛悖论”。美国人为了解释这一悖论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直到1997年，许多学者发现（包括索洛本人），这一悖论已经死亡，因为信息通信技术在生产率上的贡献已经有了清晰的数据验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花了10年的时间。

刚才，我谈到技术与经济是高度关联的，而且必然体现在资本设备、产品和人力资本上，其基本渠道就是资本设备的投资以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摩尔定律。之所以说早期会存在“索洛悖论”，很显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名义投资受制于摩尔经验定律的影响，但实际投资是受制于沉淀成本，名义投资与实际投资相比呈现出剪刀状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数据所反映名义与实际投资的剪刀状体现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上，这样的验证符合所有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从历次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看，可以初步得到这样的一些结论：

第一，所有与技术变迁相关的投资，如果在GDP上发生真正的影响，它必须具有一个滞后期，而这个滞后期通过人们所关心的“生产率悖论”来衡量，不仅可以得到不同的滞后期，而且每次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滞后期都长短不等，而且有待于不同数据的验证。

第二，技术投资所形成的名义投资的下降和实际投资的增长之间的不对称，要转化为生产率改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有效地消化技术投资所形成的沉淀成本，这样，才能有助于技术扩散和广泛使用，对于信息通信技术来将更是如此。

第三，如果要使得技术进步在劳动生产率上充分体现出来，特别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上体现出来，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必须着力提高人的技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第四，在宏观上的衡量所要求的微观行为，或者说企业行为，就是必须倡导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企业之间的行为互动必须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机制。
其次，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传导机制之上？在这里，我主要汇报三个方面：

第一，一定要鼓励大伙儿“干中学”。如果我们四年前去过印度的班加罗尔，我们会发现在一些不显眼的广告牌上写的是什么呢？“学会成为一个学习者，学会成为一个创新者”，就这么简单的口号，没有说Internet离我们多远，这就是“干中学”的基本体现。

第二，一定要考虑把各种各样的知识，不仅仅是书本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技能和技巧像流水线一样能够传递下去。

第三，一定要学会创新。
当然，这一传导过程仅仅是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三个主要表现，其结果是，第一是高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干中学”的每次小的改进都会带来显著的效果。第二，体现在资本设备价值之中的技术开发成本会逐渐递减，而且资本设备的单位成本也会相应递减。一个产品或凝聚着核心技术的资本设备的单位成本是不断下降，就意味着这项活动的收益是递增的。第三，我们知道，能够形成传递技能、技巧的传递机制，可以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等生产要素链全部编结起来。从ICT的角度看，从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来看，我们知道存在着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等；从劳动力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在座IT公司的许多就业人员手上都持有很多著名公司所认证的证书，而且是在一个全真的案例教学环境下获得的，这意味着他们具有适应性的技能和技巧；从资本设备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们，携带一台计算机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生产活动的场景已经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资本设备已经“移动化”。

如果我们理解了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机制，即通过价格的下降、削减沉淀成本、减少边际投资而形成的，那么，反过来，我们究竟如何来看待ICT技术？目前从我们知道，一些领袖们所倡导的两种表述，一种表述称为“使能性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另一种表述称为GPT，即通用目的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使能性技术”或者GPT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知道它们是类似于蒸汽机、类似于铁路、类似于电、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工厂体系、大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生产等生产组织方式，他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从字面的解释看，“使能性技术”就是能够强化既有技术能力的技术，通用目的的技术就是服务于所有技术目的的技术，但是，从历史回顾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通用目的的技术具有以下的属性：第一，它们在开始出发的阶段就拥有非常广阔的改进空间和市场空间；第二，它们存在着多种路径和多种方式的运用；第三，它们与现存的技术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关系。一些西方的技术经济专家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技术变迁进程中，无论是原材料技术、动力技术、工具技术、交通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组织技术等方面，不少技术都满足通用目的的技术这组属性，像铜、铁等材料技术、像水轮机、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动力技术、像车轮等工具技术、像帆船、铁路等交通技术、像书写、印刷、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像工厂体系、大规模生产、集约化生产等生产方式的组织技术，等等。在这里，我可以根据现场的情景举个例子，比如赛迪顾问的咨询报告，为什么赛迪顾问每年要成批量的、分门别类地提出若干分析报告？很简单，因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是非常活跃的领域，而且具有非常开阔的空间。塞迪咨询报告就近似于一种通用目的的技术，你可以拿来做投资参考使用，也可以拿来做生产决策参考，也可以拿来业务转型，也可以用于衡量ICT市场的竞争状况，评价自己的竞争能力。这些咨询活动带来了我们一个市场晴雨表，而且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和ICT结构调整的新信息。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现在转向审视信息通信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从PPT中了解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一些数据。在这里，我只简单地阐述一些结论：

第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一直处于直线上升的发展阶段，1993年到2002年，信息技术产业占名义GDP的份额从2.4%直线上升到6.8%，增长了4.4个百分点，信息技术产业的名义产出则从837.2亿元扩大到7101.3亿元，增长了8.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6.8%，而同一时期，名义GDP只增长了3倍，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1%，前者比后者高出一倍。

第二，从1997年开始，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对我国名义GDP增长的贡献迅速上升，并大大超过同期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对名义GDP的贡献份额。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长对名义GDP增长的贡献1997年达到10.6%，1998年上升到17.8 % ，之后4年虽有所下降，但除了2001年受互联网股灾的影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外，其他年份的贡献份额也都保持着两位数。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对名义GDP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其对名义GDP的贡献，反映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虽然在整个经济中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部门，但是其产出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异乎寻常的高。这一事实也表明，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新引擎，整个宏观经济绩效也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成长。

很显然，尽管在这里我不讨论我国ICT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从全球背景来看，保持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的、可持续的贡献，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自生能力的增长，由于ICT领域是创新活动的高密集性，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摆脱专利不平等所带来的技术压制，提升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自生能力，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借用库茨涅茨的话做一个总结：“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地处理经济发展进程，技术、总人口和社会制度变化的长期变化过程——以合理的方式影响经济力量的运行——其结果必然使我们超越了经济本来的范式。”从以上的汇报内容看，理性地驾驭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性地驾驭经济增长方式。谢谢各位！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